十年丨黄文泉：革命时代的阳光少年，带着弹弓上学堂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黄文泉，贵州出生成长，高中毕业后插队，先后就读贵州银行学校、四川大学，赴美留学，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做过医院会计主管和财务主管，现在印第安纳州一医疗集团做数据分析师。

原题

文革中的中学岁月

阳光透过乌云普照的日子

作者 ：黄文泉

01

小学毕业，我按片区进入贵州安顺地区二中（现在更名为安顺市第二高级中学）。那是1969年，“文革”仍旧如火如荼。进校之初，还是文革的氛围，毛主席语录代替课本成了学业的主要内容。还吃忆苦饭，请贫下中农来控诉旧社会，然后就有同学站起来带节奏，举手带头高呼口号，于是大家就一起义愤填膺也举手高呼，教室里一时群情激愤。课外，我们不改孩子的顽皮，该玩乐还是玩乐。

男同学里，好多都带了弹弓去上学。哪怕是课间十分钟，我们也不耽误，把弹弓从书包里拿出来，到教学楼外去打鸟。有次，我们站成一排，站在教学楼后面残存的城墙上，瞄准远处菜地上方站在电线上的麻雀，把一颗颗石子发射出去，我一弹弓打出去，没有打中鸟，却只见鸟站的电线断为两截，齐刷刷颓然掉到菜地里。旁边的同学严崇义立刻调过脸来，一脸坏笑，指着我，说：“你打断的。”我立刻觉得闯了大祸，狼狈得不能分辨。还好，他之后没有向老师揭发我，不过，我紧张了整整一天，从此，就不敢再把弹弓带着上学了。

小学毕业照

不久，学习气氛渐渐酝酿起来。那时候讲究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所以我们的班级也都统统叫排。一个年级则叫连。我所在的班级编制为一连七排，班主任是曾文兰。

曾老师是教英文的，她丈夫随着三线企业虹山轴承厂从北方来到安顺，她也随夫来到了这里。她写英文一丝不苟。先在黑板上用大尺子画起三横格的标准英语书写格式，然后再工工整整地把英语单词和句子写上去。曾老师治学甚为严谨，课堂间课堂下教训人常常疾言厉色。激励学生也是曾文兰老师的拿手好戏，她关于努力学习，成名成家的教诲至今还言犹在耳。

今天，这一类鼓励已是平常话，但在“文革”时期听起来，就觉得格外亲切振奋。下厂劳动一月两月在那时候是常态，学生们大都觉得很新鲜激动，至于学业荒疏一类的事却并不挂在心上。然而，曾老师却不让学生偷懒倦怠，在学工期间，她仍然支起大黑板，让大家ABCD。她在教学上的苛酷让学生都很敬畏她，而我也在这种敬畏心态下开始了学英语的初步。

到了高中的时候，担任我们英语老师的是黄国华老师。黄老师与曾老师的严厉形成另一个极端，她慈眉善目，总是苦口婆心地劝导大家要好好学习，并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补习。每次考完试后，我们总爱围在她的周围让她当堂判卷，并不时讨价还价，但她微笑着并不妥协。高中时，在黄老师的组织下，我们曾参加过许许多多英语书法比赛，看到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推选入年级的专栏里供展览，心里就充满了美滋滋的荣誉感。

1973年的7月，发生了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学生张玉勤自杀的事件，学英语于是就成了一桩很臭的事，英语也不再成为考试科目，黄老师好长一段时间也是一脸阴云。可惜我们那时候还自以为有些解脱，不懂得老师的心境，所以也不知道去安慰她。

后来，参加高考和研究生考试，英语为许多考生设置了高难障碍，而我却凭借二中打下的根基，成功跨栏而过，英语都考及格了。再后来，漂洋过海，英语成了我工作和生活的语言，无论听说读写，都可以找到从二中积淀下来的痕迹。

我们上课的情景之一

在二中，我聆听过教诲的语文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极美好的印象，而在以后的日子里，那段时间所吸纳的知识则很深远地影响着我。

初中教我们的第一任语文教师是蹇永新。每次一上新课，她总是要我们用几句话说出某一段的大意，可怜我们小小年纪，怎能简明扼要地去叙说一个段落。但她总是以鼓励的眼神地看着你，直到你好歹说上几句。后来到川大学哲学，才知道当初蹇老师其实是在培育我们一种叫概括的哲学思辨能力。

读到初三，张子达老师教我们语文。《捕蛇者说》就是他讲授的。记得班上有个普定来的同学叫上官敏，张老师让他朗诵，他的普定口语把捕蛇者“戚然”而叙述的语气渲染得极富感染力。张老师相当生动地讲解了该文，苛政猛于虎这个著名的道理就是那时候盘踞在我的脑海里的。期末考试的时候，同学一个个交上考卷，张老师就当即一个一个判卷。我差不多是最后交上考卷的，张老师立马判卷，完毕，说道，终于有个高分的了。我为此快活了好几天。

写到这里，还不得不提到单慧丽老师。

她是上海人，矮矮胖胖，白白淨淨，著一副秀朗架眼镜，说一口吴侬软语的普通话，有点短促，却也有点温软。她那时也许才二十出头，大学毕业后，不远万里就来到了我们这个遥远的山城。她有一个未婚夫，在海军服役，假期的时候，他来探亲，我们会在某个午后，看到她跟穿着水兵制服的未婚夫在校园散步。

她是数学老师，也兼职校团委。有个学期，我们到工厂劳动了一个月，回来后，要讲心得体会，听了我在班里的发言后，她笑吟吟地表扬我，并指名要我在年级讲用会上发言。接到任务，我既有几分得意，又很是紧张。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于少年的我，并不轻快。有一天下午，全年级就在大礼堂里开了大会。孔庙是我们校园的一部分，大礼堂多年前是孔庙的大成殿。我们分班成纵行席地而坐。老师挨个叫同学走上台上去发言。一进入大殿，我的心就打鼓般跳著，台上的同学发的言，我几乎一句也听不进去。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从空行里走出去，沿著旁边的石阶上了台，把稿子拿出来，眼睛一直盯著稿子，不敢往下面或者旁边看一眼。照本宣科念完，在掌声中，我快速走下台去，顿时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我们上课的情景之二

后来，高年级组织读报小组，到低年级里去读报。也许因为那次发言虽然紧张，倒也一气读了下来，我又被她选中，每周下午一定时间就到另一栋楼的低年级班里去读报。读报当然是用本地话，不过读得很流畅。那时朗读要流畅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做到的。第一次去读，我有些紧张，读起来未免疙疙瘩瘩。去的次数多了，开始感到自如。到了后来，觉得上讲台去读报就是一件很享受的事了。于是，读起来，极尽抑扬顿挫之能事。新学期来临的时候，不再去为低年级的同学读报，竟然生出几分失落的情绪。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讲究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大约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学校里一直没有开设讲演课，所以中国人一般不是太善于讲演。一上了讲台，非得用稿子，不然，发言就大抵会语无伦次，语病百出，逻辑混乱。其实，讲演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内容和技巧。多上了台开口说话，就会从拘谨变得从容，从而享受大庭广众之下侃侃而谈这个过程，做到心到口到，按部就班。这么说起来，上面说的这些初中上台开口说话的往事就是我上过的演讲课了。

到了高中，先是胡安忠老师教我们语文。他戴一副金丝眼镜，天然卷曲的头发，跟旧时代从海外留洋归来的学者有些神似。他讲课时从来都用普通话，而且还要经常很夸张地“妈麻马骂”地示范一下四声，这让我们学生觉得他很有些洋味。一次到他家，听到他与家里人说安顺话，把我吓了一跳，这才知道普通话不是他的母语。离开了安顺，我也开始操普通话了；儿子进中文学校学习，回到家里自是要辅导他一下，还要时时地矫正他典型的鬼子发音，这时候当初胡安忠老师抑扬顿挫地念四声的神态就不由浮现在脑际。

刚到美国的时候，也大着胆子教过美国人的中文，经常模仿着胡老师的神态甚至腔调纠正着人家。这时候就不由不佩服胡老师的勇气，在一片家乡口音中去操弄京片子。在说方言的人群中说普通话在那时候也许还不免为人在背后讪笑，而现在则已成为经济一体化大环流中的天经地义的事。胡老师真有些超前。

洪阜老师既是我们高二的班主任，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古文功底极其深厚，一篇《石钟山记》上得有声有色、图文并茂。有声有色就罢了，为何我还说图文并茂呢。这是因为他在讲解苏东坡去考察石钟山的动因时，一边声情并茂地讲解苏东坡不轻信其他人对石钟山的定评，于星夜乘舟前往的情景；一边就随手在黑板上画了一弯新月，那新月悬于万仞之上，轻舟之上立着苏东坡迎风潇洒的身影，顿时一种清新悠远的气氛烘托而出，让我们在堂下静静聆听的学生对远古的悠远和古人的洒脱心向往之。

《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也都是洪老师讲授的。于今，洪老师模仿着祥林嫂反复念叨的“我真傻，我真傻”的神态和语气还历历在目。而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多次使用的反语的技巧自那以后便被我铭记在心。我在洪老师授课时所进入的那种沉醉的心境在走出二中校门后就再也没有经历过，总觉得以后所上的课大多不是沾染上了实用和商业味，就是显得沉闷而枯索，哪里能够与洪老师授课轻灵的诗意和多彩的画意相比。

那个年代是一个政治气氛极为浓烈的年代，我们所耳濡目染的差不多都与政治相关，既然每天都在呼吸着政治的空气，所以学校里老师郑重其事讲授的政治课反倒有些印象模糊。初中时教我们政治课的老师先后有两个，一个是胡德伦老师，另一个是张忠琴老师。胡老师拖长声调模仿领袖大声说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成为了一个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个很深的印象。张老师给我们讲尼克松访华的意义，又在班上提问谁是美国的副总统，我正好知道是阿格纽，便迫不及待地举手回答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在那堂课中的得意时分。

到了高中的时候，胡达莘老师先当我们的班主任，同时又是我们的政治教师。他肯定给我们讲过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哲学原理，只是我记得不甚分明。后来复习参加高考，已是高中毕业六年以后，幸得胡老师高人指点，我在高考中政治得了高分，不然是否能读上985高校也还是一个问题。胡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全班教学颇富力度的管理，每次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他都严加督促，考试结果都被他统计出来，算出每人的平均各科得分，然后张榜公布。

现在据说这种张榜公布的方式已被国家教育部明令禁止，原因是没有排上前列甚至第一名的学生会受伤害。所幸那时候我们大家似乎既在意分数又不至于走上极端，即使名落榜尾的同学也一样乐得其所。后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二中也轰轰烈烈地响应了，所幸的是胡老师安然无恙。

02

说到这里，我都在谈文科，好像我那时读的是文科，其实我们那时候文理兼修，接受的是综合教育，而这种教育以后我就没有再获得过。

阳汝祥老师从初中一直到高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教我们物理。杠杆原理、欧姆定律、反射原理、浮力定理至今都还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讲杠杆原理时，阳老师一笔勾画出的人体简图不仅有物理意义，也有美学意义。初三时，学校里在一个仲夏夜破天荒地举办了一个科技晚会。阳老师指定我与卢玉森同学一起上台展示麦克斯韦滚摆原理，我们一边做实验，一边讲解，那天晚上颇有几分踏入了神圣的科学殿堂的感觉。

我想我今天的数学知识并没有超越我那时在二中所达到的水准。初中时，我们很系统地学了代数。记得那时候经常会有数学竞赛，封忠犹老师循循善诱地为我们讲解各式各样的解法。一次因式分解竞赛一共出了十五题，我做对了十四道半，那一半没有完成的分解以后还是让我耿耿于怀。到了高中，曾朝月老师给我们很透彻地教了三角函数，对数以及解析几何。用胶泥制成的轴承以及为之所画的三视图我一直珍藏着，可惜后来跟一箱历史文件一起邮寄到美国的途中丢失了。我们花了足足一两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个课外项目完成。

直到今天，我还会小为得意地在化学博士的面前卖弄我的化学知识，比如横背竖背化学元素周期表，比如写出硫酸、氢氧化钠等等的分子式，又比如阐述分解反应、中和反应的过程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很素朴的化学原理，在化学领域里何足道哉。然而，我不能不感到欣慰的是，我是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汲取了这些化学ABC的。而这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犹如三年困难时期居然有一些吃肉的经验一样。

谈起化学，就不能不提起杨恩滇和尤连钧二位老师。在初中时，他们教的无机化学让我感到有趣已极，在配平一个化学反应方程式的过程中我感到了一种少有的美学意义上的愉悦，而在一个个的化学实验的操作中，我看到了世界万物结构的绚丽和奇妙，以至于到读大学，讨论是物理应该包容于化学之中呢，还是物理应该高于化学时，我感情上竟然倾向前者，拥护大化学主义。当然高中的化学老师兰以鑫和丁国栋也应该提及，虽然他们教的有机化学已经有些复杂和艰涩，碳链结构和醇的分类还是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兰老师的慷慨至今我还记得。每次考试完毕，我们到他家零乱得有些潇洒的家里看他判卷子，常常向他多争几分，他笑眯眯的也就给个一两分作奖励。而丁老师的严厉与他在足球场上的凶悍交相辉映。一次，与我同座的同学一边说黑板反光，一边偏了偏头去看，他立刻把手中残遗的粉笔头猛地砸了过来，吓得大家顿时大气不敢出。那时其实是很师道尊严的，虽然那是一个造反有理的年代。

后来在国内读大学和研究生，学的是哲学。哲学都说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既然如此，学哲学必须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根底才是。社会科学还好说，多看书，博闻强记则是。自然科学则谈何容易，而我所凭借的就是二中时学到的那些知识。还别说，看哲学书时所遇到的自然科学的例子和阐释其实都没有太大地超出二中时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

我们不仅在课堂里学知识，还走出课堂去了解书本知识的应用。读高中的时候，化学老师蓝以鑫向大家宣布，为了跟书本知识相对应，我们要到外地的化肥厂去参观。我们就如同要到外地度假一样喜不自胜，心一下从平时的学习重压中解脱出来，一下轻快不已。

有个叫郑宝蓉的女同学，既是班头，还是学习尖子，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她父亲是本地火车站站长，也不知如何被宝贝女儿说动了，居然安排了一辆小火车，让我们全班乘坐，到40公里开外的平坝化肥厂去参观。

高中的化学课已经读到有机化学，碳氢化合物及其冗长复杂的分子式让我们如同进入迷宫一样，理解起来，比初中的无机化学要大费周章。在书本上知道化肥就是碳酸铵或者碳酸氢铵之类，但这些化肥是如何生产的，是什么模样，却一无所知。而现在，我们就可以以度假的方式，到化肥厂去一看究竟，自然兴奋莫名，每天以倒计时的方式期待起来。

那天，大家都起了个大早，连平时对学习淡漠的同学对这次出行也格外感兴趣。我们走了三里路，到了火车站，按照安排上了那辆我们翘盼已久的小火车。小火车前面是驾驶室，后面就是平板的车厢。大小兴安岭里面的那种平板小火车大约就是这样的。车厢里没有座位，我们都坐在平板上，不过一点也不觉得难受或者寒碜，反倒觉得很酷很舒坦，犹如现在小青年坐敞篷跑车一样。小火车向东飞奔，五月的清风迎面吹来，两旁的田野农舍在眼帘里如纪录片一样一一出现，大家欢声笑语，都被前所未有的这种新奇体验所激动和迷醉。

到了目的地，我们下了车，步行了一段，当空气里一下飘过来一股股强劲的刺鼻味，化肥厂的厂房就进入了我们视野之中。在化肥厂里，刺鼻的味道充斥着每一块空间，躲无所躲，哪怕屏住呼吸。我们一边为眼前粗壮的传送筒、高耸的烟囱、堆积如山的一袋袋化肥而惊奇，但又难以忍受冲鼻而来的氨水味道。那些工人们长年累月，竟然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劳作过来的！那时没有多想，现在一想，很是为这些饱受毒气一样的气息所侵袭的生命而喟叹。

所以，当我们告别化肥厂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流连忘返的。我们想念着在等待着我们的小火车，逃也似地离开了被氨水统治着的这片天地。当我们又重新安然地坐在小火车上，暮色已经降临。清凉的夜风拂面而来，我们在黑兮兮的野外，乘着小火车往家的方向飞奔，有些豪迈又有些诗意。在一个小站，小火车停下来，等待别的列车通过。小火车站正在放露天电影，银幕上播放的是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队的比赛场面。我一直着迷乒乓球，日子里除了学习，就是怀着成为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打乒乓球。可以想见，即使是在等待的那点时光里，我的心情依然愉悦。

我们的课间操

03

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除了有杰出的师长之外，还应有优秀的同窗。初中时候，热衷学习的同学阵容还不够强大。记得有次期末考试，化学一科，全年级八个班，每个班平均就一两个同学及格，有好几个班还居然没有人及格。我们班里，就我和卢玉森及格，他考了80多分，我只得了60多分，也差点走了滑铁卢。后来，他经常提起这件事，脸上春风漫卷。进入高中，尖子生阵容一下变得强大起来。

我们高中分为四个班，我所在的班是一班。也许因为排行第一，我们班里聚集了很多相当聪明而又勤奋的同学。相邻的二班则云集了地委和军分区的干部子弟，阵容华丽。我们班里学习气氛极为浓厚，既得力于班主任老师的热心营造，也得益于同学之间的比学赶帮。我们几个在乎学习的同学，经常会在各科考试结束之后，聚在一起，算总分，排座次。排在前面，就扬眉吐气；排在后面，就有点灰头土脸。大家每天都在紧张的学习气氛中绷紧神经过着每一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高一过了半学期，陆陆续续来了几个插班生，乃是熊维民、李小新、吴永平、林晓东和赵为民。这几个都热衷学习，来晚了，落下好些学习内容，但只不过几个星期，他们便都后来居上，进入班里学习尖子群，使得班里的学习气氛越发浓厚，竞争态势越发激烈。

王小平数学好，大家便呼他华罗庚，他也不分辩，咧嘴一笑也就接受了，似乎那恰如其分得很。卢玉森物理突出，大家给他一个封号“虎克”，他还一脸不高兴，大约嫌虎克还不够出名，应该叫他牛顿或者爱因斯坦才是。熊维民那时就开始苦攻唐诗宋词，很多同学笔记本上的警句名句诗抄都源于他那里。班里演一台话剧，居然是他与李小新写出的剧本，我那时简直是佩服之至，因为打死我，我也编不出剧本。

毕业以后，在等待上山下乡的那几个月里，我从熊维民那里借来了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一边读，一边抄，也就等于自修了一门大学中文系的课，今天我所具有的一点唐宋文学知识似乎就是那段时间形成框架的。以后又与熊维民、李小新胡乱写诗填词唱和，平仄的道理才略知一二。直到现在，我见了熊维民还用他当初自勉诗中的两句：“吾居山城十七年，至今亦觉还新鲜”来打趣他。李小新的家当时是我们聚会的场所，每次到了那里，他要么吟唱暗慕淑女甲才女乙的长篇抒情诗，要么就是把模仿鲁迅笔调所写的杂感拿来朗诵，我认为他才华横溢，以后注定要成为大文豪。

值得一提的还有班长沙鸣同学。他的理科成绩在班里首屈一指，但作文老是得良+，每次作文发下来，他总要自嘲道：“又得了良+。”他就住在附近的401厂宿舍，每天早上上学都经过我家，跟我一起背起书包去上学。每年清明去扫墓，他会在北方人众多的401厂食堂多买几个馒头和包子，让我们一起享用。中学毕业不久，我下乡之前，去找过他，算是告别，他送了一本绿色封面的笔记本给我，大约有友谊长青的意思吧。不久，他回到了北方，我们就从此失去了联系。不过，我一直相信他不会平庸的。

果然，前久，我在网上一查，居然发现他恢复高考后也读了大学，而且就读的成都工学院就在川大旁边。几乎就在同时，我也在川大读书。现在，我跟他成了校友，成都工学院后来合并入川大。他后来成了一家央企的董事长。从照片上看去，当年的轮廓依旧，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于是，就在他的公司网页的董事长信箱给他发了一封信，却是泥牛入海。也许，他的秘书把我当成骗子一类给过滤下来了。希望他的员工看到这篇文字，能转达于他。

前左签字者为沙鸣

恢复高考后，我正在省城读中专，退学去考大学，又怕无法获得高考资格；不退，就只有继续委屈地读下去。一次，刚刚读了大学的吴永平约我去他的学校玩。夜色里，教室里自习的学生坐得满满当当的，个个都是一脸的专注，仿佛书里都是宏大的前景，让我又是羡慕又是郁闷。从中专毕业后，又因为官方规定，工作两年后才能参加高考。眼巴巴地看着同窗们一个一个读上大学，又听他们骄傲地讲述大学里的各种激动人心的日常，很受刺激，头悬梁锥刺股就成了我准备高考那两年的生命状态，最后总算进入了大学门。

我们高中全班五十几人有二十来人先后考上大学。这个比率在今天的二中以及其他的重点中学已经不算什么，但在我们七四届高中那一级里，即使与全国相比，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纪录。正如林晓东感叹的，我们很庆幸赶上了恢复高考，上了大学，从而改变了我们人生的命运轨迹。

高中毕业合影

可惜，我们那时男女同学之间界线很分明，彼此极少交流，就是说话也是很罕有的。我们对男女关系有种莫名的鄙视和拒斥。在社会正统价值观的主导下，我们觉得一旦陷入男欢女爱的境地，就会疏离学业，成为沉溺情爱、走入歧途的青少年。社会上因为两性关系而发生的种种惨案更是加固了我们的认知。

城里经常会流传因情爱而引发的悲催故事，但都只停留在口口相传上，形成的震撼并不剧烈。而有个惨案却让我们亲眼目睹，成为具象的认识，永远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有一个初春的早晨，我们听说学校门口的菜地里有具尸体，是个军人，用枪自杀的。我们就怀着恐惧和好奇，跑出去，挤在人堆里看。果然在大白菜地里，有个身着军装、领章剥去的军人，匍匐着，其状甚是可怖。再后来，细节浮出水面。军人举枪自戕前，先在另外一个处所枪杀了一个年轻女子。而那个年轻女子恰巧是同学W的姐姐。小城里，关于这出惨剧原因的传言有各种版本，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是情杀。缠绵悱恻的爱居然会有这种血腥后果，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着我们对男女关系的意义评估。

我们在男女同学之间画了一条红线，决不逾越。同时，校方也把同学之间的恋爱规定为禁区。不说中学，即使读大学的时候，不准恋爱也是一条校规。然而，就是在初中阶段，也有一些很前卫的同学全无禁忌，或者暗通款曲，或者打情骂俏。初中恋爱叫早恋，是学校里三令五申禁止的。好几次年级大会上，老师都声色俱厉谴责过早恋，不点名地批评了早恋的同学。要说起来，宝玉、黛玉、宝钗一干大观园中的少男少女们，正是我们读初中的这个年纪，而属于这些孩子的卿卿我我为多少后人所津津乐道啊。早恋也许跟种种恶果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后来中学同学回忆起来，觉得自己那段人生太过苍白，由此，倒是羡慕起那些早恋的同学们了。

我那时实在是不解风情，不仅不跟女同学说话，而且还居然滋生敌意。这导致我连初中毕业照都罢照而缺席。

初中毕业的时候，照传统，全班要拍毕业照。我们大约近十个要好的男同学居然拉帮结伙，赌气罢照。那时候，学校为每一个班级订有报纸。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保管报纸是我的职责之一。那时清贫，所以，班务费不可能从同学中募集，唯一的来源就是卖报纸得的钱。照相用的钱是班务费，也就是说我的贡献最大。虽然有些觉得白辛苦了一场，但却还是为成功实施了这个杯葛行动而得意。

罢照的全部理由其实很孩子气，就是因为见不惯班里一帮女同学。而见不惯的原因就是她们能歌善舞，在校园里如花蝴蝶一样四处张扬，又经常粉墨登场。我们一帮要好同学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平时埋头于学习。即使有段时间因为学校教室不够，改为二部制，半天在教室里上课，半天结成小组校外自学，我们也不会因为没有老师而耽误，组员们聚在某个同学家，一起做作业，一起就难题切磋。我父亲的书架上没有才子佳人，都是化学教科书及其辅导书籍，自学中的好多难题难不倒我们，在书架上找一找，翻一翻，总会有惊喜。

我们对女同学们不是沉溺学业而是四处风流自然很是隔膜。多年以后，女同学Q回忆道，有次，她在讲台那里，把腿搭在讲台上压腿，我瞪了她一眼，说“歪风邪气！”我们与她们渐行渐远，直至最终决裂。周六下午的一次排务会上，女同学们一个一个发言，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曾经看过凤凰电视台一个名为“我的大学”的专题节目，知道著名作家梁晓声在复旦毕业时也是罢照的，他的原因是属于政治层面的。他是工农兵大学生，在读期间，因为政治观点而遭受批判，所以他跟同学格格不入。毕业照上只有他一个人缺席。

跟梁晓声相比，我们罢照的理由却没有那么沉重，彼此间原本没有利害冲突。所以，几十年后，当我跟这些当初花枝招展的女同学重逢，多年前的间隙早就随风而散，罢照事件成了一个轻松的笑话。时间的流逝没有为我们带来彼此的疏离，相反，却让我们倍加珍惜当初的同窗岁月，把我们在情感上拉得亲近。

当我在初中同学微信群里看到贴出的毕业照时，感慨不已，得拙诗一首。

挨个端详毕业照

少年顽皮少女俏

当年罢照脾气大

如今痛悔鬓毛衰

04

除了常规的学习，二中的校园生活也很丰富。

学校里办有若干兴趣团体，还有校办工厂。我参与的是中草药团体，由范钦唐老师挂帅统领。平常课后，我们到牌坊下南侧的房舍里学习中草药的来源、形态、鉴别、炮灸、成分和效用，加工各种中草药；星期天，就扛了锄头，跟着范老师徒步到野外挖草药。有时在田间地头，更多的时候是在大山里。一次，在山里披荆斩棘攀岩挖草药，又饥又饿，范老师就在山顶上放哨，我们就违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山谷里农民伯伯的地里拔了几个白萝卜充饥解渴。

体育活动很风行，足球场上不时会有校际间的足球比赛进行，矫健的何成涛老师和凶猛的丁国栋老师是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明星；篮球场上，蓝以鑫老师则一枝独秀，他的贴地运球过人的技术出神入化，引来观众阵阵惊呼。校运动会定期举行，各路好手都在田径场上一比高低，成为大家翘首张望的对象。我参加四百米跑，在煤渣铺就的跑道上摔了个狗啃泥，直到现在，手掌心还隐隐有处黄豆般大小的黑点，那是深深嵌入的一小块煤渣。我们也喜欢踢足球，一上足球场，就热血沸腾，兴奋快乐得不要不要的。孩子们打足球，全不分阵型，比赛前安排好的前锋、中锋和后卫，一开打，大家全都忘了自己的位置，哪里有球，大家就追到哪里，一堆人把球团团围住，球就困在那里老半天突不了围。打足球费鞋，踢了几次球，穿的球鞋就张开了口，回得家里，粗针大线缝了，再上绿茵场。

文艺汇演也会在春天或者秋天来临。

我虽然不善歌舞，也不好歌舞，却总是被老师点名，被迫参与这样的表演。很多次表演都雪落无痕，有次粉墨登场却不能不提。那次我扮演正面形象——一个越共，戴着太阳帽，穿着绿军装。节目叫《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最后是一个集体造型，我还没有忘记我的动作：弓箭步，平视右前方，右手弯曲向内，拳头放在胸前。左手握拳自然下垂。这个节目被遴选到地区汇演，在地委大礼堂表演完后，吃了宵夜，二两一个的肉包子，扮演美国佬的刘期华个头高大，吃得飞快，所以他有幸转口吃了两个。

正值青春期的我们，当然不能都坐在黑板前一昧潜心读书，压抑本能的躁动，我们还好动好打闹。

课余，我们男同学总是疯疯打打，或是把一支脚架在另一支上，单脚跳来跳去用架起那条腿的膝盖激烈冲撞，或是大家沿着墙壁往前挤，直到把谁挤爆出去。再或者，就是把某同学的眼睛蒙起来，然后，大家就伸出手去，一顿噼噼啪啪照人家头上如鼓一样拍。以致于在期末的成绩单上，在鉴定那一栏，胡老师先是写了好多的好，末尾就会写下：“要克服过多的疯打现象。”

顽皮的我们不仅疯打，还乱起绰号。不过，绰号大抵没有什么创意，多是在姓氏上做文章。姓沙，就是沙老太；姓熊，就是熊猫；姓曹，就叫曹操；姓周，就叫周扒皮；我姓黄，幸好同学们口下留情，没有叫我黄世仁，而是叫黄瓜。要么就是拿生理特征来打趣，比如某胖子、某夹夹（指口齿不清）、某瘪瘪。也有拿穿戴说事的。有个女同学娇小玲珑，活泼好动，又喜欢穿那时领导时尚新潮流的白色休闲鞋，我们就叫她小白鞋。同样是调侃，李杰得的绰号倒是高雅些，叫393，得名于一次期末考试，他有三门考试都得了93分。

我们还热爱外面的天地和各种各样的活动。

有段时间，我们跟着W同学习武。他就住在校园里，人长得帅，对自己的帅也非常有信心，曾经放话自己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美男子”。我们几个低年级的同学经过辗转介绍，毕恭毕敬拜他为师，然后就决心跟他一招一式学武术。他端足了师傅的架子，一直不教我们连续的套路，只是让我们蹬马步；在星辰大树下蹬马步有了好长一段时间，师傅这才教了我们起式。

就在练起式期间，他带着我们在校园里跟另一群同学起了冲突，双方却只是保持对峙状态，只在阵前叫骂，却不拍马过去；口吻都狠毒无比，拳脚却不相随。他披着一件军大衣，叫骂到高潮处，就会双肩一抖，把军大衣抖下，我们中的一个便会迎上一步，把军大衣接了。对方一惊，以为他要动手动脚了，却不料他又调脸过来，示意给他把军大衣披上。军大衣在他的双肩上起落数次，最终却没有启开战端。

起式学了好长一段时间，以为他就要教我们真功夫，进入套路了。不想，他却只教我们一招鲜——扫堂腿。我们之中最勤奋的，当数李杰，每天都会起个绝早，到附近的大礼堂司令台上苦练扫堂腿。大礼堂的玻璃窗户大都被顽童打破了，大门洞开，随便出入。里面从来不打扫卫生，灰尘积了几寸厚。扫堂腿一圈一圈打将去，周围灰土就如沙尘暴卷起，他整个人便裹挟在沙尘暴中，煞是壮观。终于有一天，我们大梦初醒，不再迷信那几下花拳绣腿，都纷纷背师而去了。

那年父亲回广西老家，给我带回来一块乒乓球拍，从此，我好像接受了一桩美满的包办婚姻，开始对乒乓球痴迷起来。

那时体育资源严重短缺。二中校园里的球桌都是水泥的，而且数量还很有限。一到了课间十分钟，一大帮同学就跑去占住一张空着的球台，用砖头放在中线当网，大家紧紧围着球台，以打擂台的方式争取打球的机会和时间。谁当了庄，其他人轮流着来考试，一个球的输赢决定能否考上。考上了就可以有机会打一局六分制的比赛，如果赢了就可以当庄。在这种角逐中，实力决定着娱乐时间的长短。在一旁眼巴巴地等待是痛苦的。于是，我在课外的时间就一个人苦练基本功。先用球拍不断往上击球，练习平衡能力。待到可以连续对着空中轻轻击球几百下，开始对着墙壁击球。不久，我就脱颖而出，开始入道。

入了道，才知道乒乓球的水有多深。球类运动都有速度的因素，但既有速度又有旋转的是乒乓球。要在速度和旋转上占有先机，球拍至关重要，我不久就淘汰了我的第一块球拍。要提高球技，除了自己苦练基本功，还得有高水平的球友，于是，不久我就自然跟高手们聚集一处，切磋砥砺了。那段时间，大脑中转动的就是乒乓球。除了学习，每天的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了乒乓球上，同学熊维民也是高手，我跟他结成了坚定同盟，清晨上课前、中午和下午课外活动，我们都在一起打球。我们买了乒乓国手们写的入门书籍，反复钻研体会。打球总是按步就班，照着制订的训练计划练各个角度的对攻、对搓、对推……晚上，还自己拿着砖头挥舞几百下，锻炼臂力和动作。

水准提高了，口味也变了，我们抛弃了水泥桌，象苍蝇一样四处寻觅木制的乒乓球桌，知道了哪里有，就赶到哪里打。在一个地方打了一段时间，总会被人家毫不留情地轰走。也难怪的，那时候是短缺经济嘛。有次，人家说我们打球要开灯，浪费电。但是那里不开灯根本看不见球的来路。另外一次，我们翻窗进去打。才打了不到一个时辰，那里的保卫科长来了，要我们站成一排立正，听他训话。我想起了庄则栋混到体育馆打球的故事，就对一脸威严的训话人说：“说不定我们以后会成世界冠军呢。到时候，我们……”他横了我们一眼，驳道：“屁话！”

后来我果然离世界冠军近了一步，进了二中校队，还被选拔进了地区业余少体校。这样，梦就做得越来越认真。有次，省体工大队来招人，叫我去打了一下。我天天等着通知下来，却终于没有等来。

不要说世界冠军，也不要说省体工大队，就是要当个专业运动员，都是难如上青天的。后来，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吃了打球饭——他到了昆明军区体工大队。后来不打球了，他却靠球铺垫了一条金光大道，做到总参的一个大校。

尽管花了大块的时间和精力，却没有实现梦想，但我仍然不后悔。长期打乒乓球让我有了机敏的反应能力，那年过街时，一辆闯红灯的车从旁边突如其来窜出，要不是我下意识地一闪，那我还能象今天这样活蹦乱跳吗？那灵机一闪怕是要归功于讲究速度的乒乓球的。

我仍旧充满快乐地打着乒乓球。有年回家探亲，还打败了过去的省女子少年冠军呢。

有段时间，扑克牌成为了社会上玩乐的新宠，但市面上没有扑克牌卖。同学X有些口齿不清，常常遭到同学们的讥讽。这时候，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扑克牌，于是，他的地位就如日东升，大家在课间都拼命巴结他，以便课后能被他点名，进入打牌的圈子。人数有限，X也不张扬，有幸被点名的同学也不敢张扬。下午，课后，进入打牌圈子的同学们生怕其它同学来骚扰，就悄悄约了，到了虹山脚下，爬上山顶，在山顶去打牌。山顶上，安顺全城尽收眼底，虹山水库也晶莹可望，金色的阳光漫天铺洒下来，凉风拂面，心情爽得不得了。这时，扑克牌洗了一遍两遍，大家轮流摸上牌来，然后斗智斗勇，打起牌来，一个快乐无比的课外活动就这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展开，留下亮丽的印迹。

我常常白日做梦，想象着如果我突然之间因为中彩而成为了巨富，我将会做什么。想做的事情很多，想实现的心愿无数，以至于究竟要做什么，自己不再了然。只有一个念头最分明而常驻不去，那就是：我将会为我的母校安顺地区二中做点小事，比如建一笔基金，为老师和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或者建一个体育馆，让它与逸夫楼遥相呼应。二中在我的心中就正如泰山那样巍峨沉稳，这就是我心中二中的分量。我这半辈子，踏入的学校门已不下八九家，但只有二中最让我感到温馨和奋进。

要说起来，我在二中的整个时期并非二中历史上的黄金年代。1969年进入二中，1974年毕业，这期间正处在“文革”时期，一次次运动统治着社会生活，日历就在运动中一页页消失和展开。要说在这种反文化的年代里，我们是极难学到真正可以算着知识的东西的，但回头冷静地回首那段学生生活，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许多知识以及能力都是那时候获得的。以至于我惊奇地发现，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学习直至留美读了MBA，我在安顺二中所奠基的一切都那样决定性地影响着我。我因此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缅怀在二中的那段珍贵的岁月。

毋庸讳言，“文革”是一段黑暗的岁月，读中学的日子里，也有好多灰暗的篇章。读初中的时候，有天爬虹山，远远看到校门口的路上，有一些人簇拥着一辆板车前行，车上似乎躺着人。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姓腾的老师不堪折磨，自杀了。还有一个同学不知如何玷污了领袖像，全校开了批评大会，然后就把他开除了。

初中毕业后，有的同学选择进了工厂，有的选择读中专，更多的是选择读高中。快要开学的时候，我跟一个要好的同学去看我们都分到哪个班。我很快就在榜上搜索到了我的名字，而他在榜上来回找了老半天，就是不见他的名字。他是尖子生，没有落榜的道理。于是，我就陪他去初中班主任老师那里问，老师正经翻了名册好几遍，告诉他，没有他的名字。我就跟他回到他的家，他告诉他父亲，没有读上高中，他父亲似乎不意外，淡淡地安慰他说：“迟早会有一天走出校门的。”那时，还有所谓五类分子、公安六条之类，他父亲是老知识分子，被所谓历史问题纠缠上了，于是，就被打入另册，并殃及子女。幸好，我们进校不久，他终于得到校方网开一面，又跟我做了同窗。

读到高三，先后出现马振扶公社事件和黄帅事件，一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就此展开，所有校园不能幸免。我们不再能好好读书，课程精简，考试一律开卷，而且只分两门，文科选一门，理科选一门。教学秩序一时大乱，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有泥团石子从后门窗户莫名其妙地袭击进来，那是一帮本来就不爱学习的同学在捣乱。在混乱中匆匆读完高三，我们就搁下曾经怀有的种种朦胧的美妙梦想，下乡做了农民。

尽管如此，我的中学岁月的主色彩是亮丽的，那段岁月是一段灿烂的阳光透过阴霾的日子。能把这些久蓄于中的话形诸于文，让过去的老师们知道，我是曾经怎样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年代里得益于他们的悉心培育，而且能够把他们所予我的知识、力量、智慧灌注于我的生命之中，我就觉得我无愧是他们的一个好学生。而对我昔日的同学，我是多少次怀着幸福的心情来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能与你们大家一道一齐坐在旧日的黄楼里，再一次去聆听老师们睿智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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